诙谐的艺术一谈杨振中的艺术创作, 文/张晴 2003

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有两种艺术现象。一种是以新生代为代表的艺术家,他们一反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的艺术,把各自真实的生活及其生活周围的鸡毛蒜皮之琐事搬上了画布。这一方面是以此来反讽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题材,另一方面是让生活中的小人物替代革命英雄和历史的象征物。另一种是政治波普,他们以政治的口吻来调戏政治,以政治来强奸政治,从中使一向被政治所统治的臣民获得了蔑视与摆弄“政治”的机会。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和民族中,政治波普的形式不仅描述了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现实,同时也揭示了这一非常时期民众的普遍心理。杨振中是九十年代中期登上中国艺坛的艺术家,因此,在他们这一代艺术家的血管里,早已流淌着反叛和调侃的血液。他们比新生代和政治波普的一代更加革命彻底,根本不在艺术形式和语言上来正面回答中国艺术的现实问题,而是以笑傲江湖般的目光,一跃融入到国际艺术的潮流中。这不但是杨振中一代艺术家的机智,也是这一代人喜逢中国艺术的嘉年华。

杨振中是以录像艺术和摄影艺术实践的艺术家。1995年,他创作的摄影《全家福》系列即已初显其艺术锋芒。在此创作之中,以公鸡、母鸡及其小鸡作为母语来描述中国传统的结婚、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以及大家庭的其乐融融。此作无疑是对中国家庭问题做出戏剧性的引喻。

2000年创作的《922颗米》基本上显示出杨振中的艺术语言,那种若即若离,不紧不慢的气度和语速讲述着日常生活中与时间和数字关系的问题。杨振中总是喜欢逸笔草草地处理一些严肃的议题。作品《我会死的》邀请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来表述一句话:“我会死的”,从2000年至今已有8种不同的语言的版本。从表达者的神态、语调、表情等各个方面即能深刻的表露出不同人物对生和死的态度。也是今日经济急速发展中,人们所忽略的问题。由于现代人天天在忙碌之中,他们早已惘然于人生中“生”和“死”的现实。这种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类对死亡的态度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时空的理解与认识是不同的。若是当我们进入骇客帝国的时空,又会如何去看待生老病死呢?杨振中就是以此作给忘却“会死的”人们当头一棒。在2002年上海双年展上有个引人瞩目的作品——《我吹》,可以说这不但是此展中的扛鼎之作,也是杨振中在创作中的一次飞跃。他巧妙地以小姑娘吹气的方式一览南京路,同时从中也能看到百年上海都市营造的缩影。而从2002年至2003年创作的《轻而易举》则是以诙谐的口吻来反讽都市中的可笑问题。此刻,《轻而易举》是把双刃剑,他一面是直刺现实的,另一方面把诙谐的态度推向极至。正因为如此,此作在2003亚洲城市网络展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作《春天的故事》是杨振中导演了西门子公司中一千五百余名中外员工的不同表情、不同语调来朗诵《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彩篇章。他挪用了大工业生产流水线的生产特征,即以不同的零件在不同的员工组装的过程中产生了“摩登时代”中卓别林式的滑稽。以一千五百余名员工朗诵的错位式和互叠式的语言节点来呈现一种整体的外观与内在的逻辑,因此,杨振中通过技术性的剪辑,拼贴成既是支离破碎的短句,又是藕断丝连的宏文。从而使人们感受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社会具体实践中一波三折的景观。尽管如此,中国的改革还是闯进了春天。同时,杨振中也艺术地揭示了在大工业生产中,语言与语言在组装中产生的节点的模糊性和突出的技术性。应该说,这一点是杨振中在此作中成功的集体创造性和生动性的具体呈现。同时,此作是置于西门子公司生产现场展示的,由于员工们的参与,使得员工们深知艺术与技术的关联与力量。由于杨振中出色的导演,使得每一个员工都成为了艺术家,甚至
是明星。因此,杨振中再一次以调侃之语点击了一个春天的中国,同时,也链接了一个春天的艺术。

张晴,评论家,上海,2003年11月2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