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有效期” 三个艺术家的采访,文/陆蕾平,2010

关于“有效期”这个题目?

杨福东:当时我觉得“有效期”这个词非常优美,有点心灵的波动那种感觉。是我、杨振忠,徐震最后一起确定的。我想这个词,看起来有一定的时效性;它对当时大家做作品的状态也有一定的体现。说这个词的“优美”,是一个意会的意思,就是大家刚刚开始做艺术时创作的心态,就是那种心态,你现在想想还真的很“优美”,会让你有一种激动感。

杨振中:“有效期”这个名字涵义挺宽泛的。从我的角度来看,任何方便都是有针对性的,对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者某一单个问题有效,过期作废。换句话来说,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任何问题。死亡也不能。

徐震:“有效期”,带有一点讽刺嘛,讽刺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时间啊、周期啊,艺术的时间性啊,当然不一定是讽刺啦,也是指涉。

十年以来创作理念、工作方式、兴趣点等方面的变化?

杨振中:以前可能有一种革命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无论是做作品时,还是展览时,都慢慢在消失。现在革命的对象变成自己了,跟自己较劲。最简单的,比如不想重复自己。每次做东西,都处于一个很纠结的状态:自己都不知道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怎么样,我到底想说什么,就凭着本能、或者凭着感觉在做。我的兴趣点也一直在变,有点喜新厌旧。往往一个想法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做作品时,不管是题材、内容、材料,一直在寻找变化,这也是在寻求一种刺激度。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展览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工作方式,都是针对某个特定环境、特定时期的,经常要转变,才能对自己有效。

徐震:从徐震到没顶公司,其实我说我是变化最不大的。只是做作品的方式不一样了,现在是贡献式的,比如说,我有什么想法是贡献给公司的,我也让同事们也把想法说出来,贡献给这个公司。我所谓的变化大,应该是指领域不一样,方式方法不一样,由此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现在,我们还是离艺术体制太近了,我并不是要脱离艺术体制,而是离相对传统的、固化的艺术体制远一些。成立没顶公司,是目前为止比较适合我的一种工作方法。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艺术中心,做艺术家展览、与艺术家交流、做网站、做编辑等等,可能我比较倾向于把这些综合起来,不一定只体现在一个艺术的作品中。以前比较分裂,现在我们想把它们整合到一起。这样做就可以将个人艺术家的怨气转化为一种动力了。以前不是一直在生存与毁灭、金钱与虚荣等等之间挣扎、思考吗?美其名曰去面对啊,其实挺累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做公司是一种逃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面对的方法。

杨福东: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老套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很多事情,但其实,比方说你要喜欢,自己要做东西也好,艺术也好,生活也好,这些心态、感受,每个人本质的、气质的东西,该不变的就不会变。从我自己创作的感觉来看,当时的作品《今晚的月亮》,是一个录像装置。其实那时候的录像装置,更针对所谓的“录像艺术”那种创作方式,然后也是像你说的很多人想去尝试一些对影像的实验。那时候的状态,其实调侃一点说是接近当代艺术的录像艺术,有点这个感觉。那现在做同样感觉的东西时,我自己觉得心态上的变化就是不会去强调它是什么,而是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你用电影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来创作你要表达的东西,来构建你要尝试、实践的东西,而不是强调我这个是录像,我这个是电影,不要去硬性的归类,它们是帮助你思考的,互通的,是往前走的一个东西。你只不过是用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式去陈列。

关于《有效期2010》的新作品?

杨振中:一件是靠在墙角的变形五角星雕塑,叫《坐在墙角的红色维纳斯》,这个题目起得拐弯抹角的,因为我查到五角星的图形最早代表完美、代表维纳斯;另外是一套摄影《临时演员》,拍摄一组开开心心,健康向上,精神饱满的人在笑。这个作品源于对“幸福的人”的精神状态及其真实性的兴趣。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逗演员们说话、聊天,那个过程其实是挺尴尬的,在影棚里面对着工作人员,以及那么多灯光、摄像机与相机。类比以前《我会死的》的工作方式,这件作品中“规定动作”从说一句话变成表演“笑”;和拍摄《我会死的》不同的是,这次找来的演员都是付费的,所以这些被拍者为了完成工作,努力地照着我们要求的去表演,基本上都是在聊到开心处时被抓拍。那是一种神经和脸部肌肉处在被控制和失控之间的瞬间状态。不管这种欢乐的状态是不是真实,是不是被制造出来的,仍然能感染人。就像媒体每天灌输给你的一样。

徐震:这次作品也是之前《蔓延》系列的延伸。我们一直想从漫画拼贴这种创作中转化出一种抽象语言。现在这批作品,正好颜色比较鲜艳,对现场气氛也比较有利。这里我所指的“抽象”不只是形式语言的“抽象”,我说的抽象是“美”。我们原来是采取直接把东西组合的方式,现在是拿出里面的东西,转化一下,或是寻找现实中的替代物,把几种漫画里传达的美感组合一下,而并不是原来的只是形象的组合一下。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发展为《蔓延》系列里的又一个小系列。比方这个树林,另外一张漫画里面有彩虹,我们觉得这么一组合挺好;波浪和黑太阳,这两个放在一起也挺好看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上次在长征空间做的将装置雕塑转化成为平面绘画的作品,都有一种奇怪的装饰物的感觉,有点想强调它们其实首先是一种装饰物。比如像巴洛克的小雕塑啊,某一个墙上挂的鹿头等,既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东西,但是又感觉很薄,只是装饰物。包括另外两幅画也是这样的。貌似有内容,其实没什么太多内容。

杨福东:《第五夜》是七台机器一起拍摄的,由七个移动镜头画面组成的一个长卷。08年的《离信之雾》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把电影本身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东西来当作电影作品制作的契机。《离信之雾》感兴趣的是电影拍摄中的NG,《第五夜》是将不同角度的电影镜头的运用作为创作元素。所以,我们租用了七台电影机,用不同的景别、不同的景深、不同的移动方式做成连在一起的七个画面。关于《离信之雾》,我们造了个词叫“余光观影”,即“余光电影”,就是说你走到一个展厅里,九台投影同时播放,这样你的余光也在观看,这也叫“余光观影法”。那么这次的拍摄中,用七个镜头让观众自己去感觉,我们就把这部作品叫“复眼电影”,某些方面它跟“余光观影”是相通的。拍摄中所得到的新鲜感受就是:在运动镜头中,怎样才能够做得完美,是不是里面偶然性的东西也是美的,但是偶然性是无法创造出来的;另外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操作机器时每遍的微差,这些微差中是不是也有美的东西出现;演员们也没有经历过七台电影机这么一起拍:举个例子,第一个镜头可能是广角,慢慢移动,演员在里面走,当他走到第二个区域的时候,到了第二台电影机,可能就变成半身的画面在里面走,到第三台机器的时候,画面可能又变成小人在走,这种景别的变化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奇怪。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同步拍、实时拍时怎么去体现一个时间感,我觉得这是对空间感的理解,也是对时间感的理解;在七台机器同时运作时会发生些什么呢?这些偶然性,就是我感兴趣的一点。偶然性的东西在里面,是你无法预期的。另一套摄影作品,叫《国际饭店》。它的创作契机是来自运动会,游泳比赛中,选手触线出水的那一刻,她们摘下眼镜,回头笑,就是那种漂亮的感觉!